合众声摘要：
现代启蒙运动如果真有一个作为初始源头的元启蒙的话，那么这个元启蒙的三个核心命题的合理解读，绝不是来自于任何宗教性质的所谓超越性主权、终极秩序、绝对真理，而是来自基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本质属性生成的七个字：权利意识的觉醒。
本文系作者赐稿
最近，赵晓先生在网上发表了《启蒙系列》文章数篇，作为网友，他让我对他的《启蒙系列》提提意见。我学识水平有限，当然无法做出系统的评价，只能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赵晓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对他的《启蒙系列》的正面赞扬就不说了，只说说对《启蒙系列》（下文简称《启蒙》）中的核心观点“元启蒙”的几点质疑。
一，对启蒙运动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和定义
“元启蒙”是赵晓先生独创的一个概念，《启蒙》开宗明义对元启蒙概念进行了定义：“用以指称启蒙之前、为理性、制度与政治提供正当性前提的信仰与人论基础。”续而提出，启蒙不是一次性的理性觉醒，“而是一个具有内在顺序的层级结构。至少在文明史层面，启蒙可以区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是信仰与人论的启蒙——元启蒙。它回答的不是‘世界如何运作’，而是更根本的问题：人是谁？理性从何而来？权力为何必须受限？第二层，是良心与责任的启蒙。个体开始以良心面对真理，建构秩序，但良心并不自封为终极，而是承认其上仍有超越性的约束。第三层，才是制度与理性的启蒙。科学、法治、政治制度、市场秩序，在前两层完成之后，获得展开与扩展的正当空间。”
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之所以独创“元启蒙”这个概念，是强烈地表达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整个现代启蒙运动，无论是它的初始源头还是它发展到最后的最终归属，都是在基督教信仰的体系中完成的。他用一句话表达了这个理念的核心命题：“只有在中世纪以来逐步展开的基督教元启蒙，并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中完成再启蒙之后，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才得以登上历史舞台。“我们知道，对欧洲现代启蒙运动通常的经典解读，只有两个字；“袪魅”。“袪”谁的“魅”？正是袪基督教及其神学的“魅”。它矛头所向的正是基督教对欧洲社会和民众的全面控制，尤其基督教神学对欧洲精神文化领域长达千余年的垄断和禁锢。“它以理性消解了宗教神学对世界的绝对解释权，打破了教会垄断的超自然叙事，将认知的主导权从神回归到人类自身，推动了政治领域的世俗化转型，并以社会契约理论取代‘君权神授’，为现代民主法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它将伦理道德从宗教戒律转化为基于理性的普遍价值，让社会秩序不再依赖神权威慑。“而欧洲的现代启蒙运动的主要源头根本不是什么“中世纪以来逐步展开的基督教元启蒙”，更不是宗教改革，而是发端于欧洲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两面旗帜“人性的解放”和“理性的解放”所针对的同样是基督教及其神学对人的思想束缚和精神禁锢，和两个多世纪以后的启蒙运动同属一个“袪魅”主题。而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不过是文艺复兴运动在宗教界的回响，由于基督教在欧洲的普及率极高，其信众超过欧洲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宗教改革提出的信仰自由和“因信称义”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大推动了宗教界的自由化倾向，其影响和效果和后来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教俗双向互动作用，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社会推动力。
《启蒙》并不否认欧洲启蒙运动的“袪魅”功能和作用，坦率承认当时教会的专断和腐败、基督教神学对信仰自由和人的精神的践踏和禁锢，但是，作者之所以认为这场运动的源头和未来必将最终归属于基督教信仰，是因为所谓“元启蒙”的三个核心命题，即“人是谁？理性从何而来？权力为何必须受限？”，是根本无法在人类有限的理性中和人类世俗的人性中得到终极的解读和解决，这种终极的解读和解决，只有在基督教信仰中才能完成。因此，作者对启蒙运动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定义，即“启蒙并非始于理性觉醒，而是始于对人、对上帝、对终极秩序的重新认识。”
笔者不才，斗胆就“元启蒙”的三个核心命题如何决定启蒙运动的本质和归属，和赵晓先生商榷。
二，人是谁？为谁所造？
这是“元启蒙”的第一个命题。的确，自地球人类诞生以来，这个命题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对自己“身世之谜”的第一追问，但这个第一追问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紧接其后的追问是：如果人类是被一个创世主造就的，那么这个创世主是谁？他是怎样造出人类和整个宇宙的？
我们知道，人类有限的理性是无法甚至永远不能破解上述两个终极追问的谜底和真相的，但是，人类对自己身世之谜的强烈的关切和好奇心永远不可能熄灭，他们追寻最后真相的热情、努力和行动，也永远不会中止。无奈之下，既然人类有限的理性认知无法破解自己的身世之谜，只好将这种追寻让位于所谓超越人类理性的超验世界了。而宗教信仰，正是人类所向往的那个现实世界彼岸的超验世界的精神家园。
然而，人类的身世之谜，对于人类整个命运和最后归属，却非同小可，生死攸关。特别在人类是被造的还是非被造的这个问题上，尤其关键。如果宇宙并没有一个创世主，并没有被一个全知全能的最高主宰刻意创造出来，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按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周转运行，自生自灭，那么，人类就会像大自然的山川河流，树木花草、飞鸟百兽一样，按照大自然赋予自己的天性主宰自己的命运，行使自己的主权和意志，选择自己的目标，无拘无束地自由生长。但是，如果人类是被一个全知全能至高无上的创世主刻意创造出来，那么情形可能就会完全两样了。第一，当这个创世主刚把人类创造出来时，他是否已经事先将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预先置放在一个由他设定的严密的规则框架之中？第二，人类诞生之始，这个创世主是否已经把人类最后的结局设定好了？甚至把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同时设定好了？第三，由于不仅人类所有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且人类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都是这个创世主刻意设计造就出来的，是否就意味着，人类在这个创世主面前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主权，自己的目标，自由的选择，所有的思想追求，爱恨情仇，是非之争，善恶之辩，不过是呈现、执行创世主的旨意罢了。因此，无论人类出现怎样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道德理想，也无论人类如何围绕这些理想展开行动，它们都是在朝着创世主早已设定好的那个人类最后的归宿和结局走去罢了。一句话，人类自始至终不过是这位创世主的奴仆和羔羊，人类的存在不过是这位创世主在宇宙总设计或总构图中一处微不足道但又不可或缺的线条和色块而已。
总之，人类的身世之谜存在着被造和非被造这两种现实的可能，决定了人类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命运和归属的现实可能。如果人类是被造的，那么人类很可能就是创世主手中没有主权、没有意志、更不可以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按照主人的旨意走向最后那个设定好的结局的工具而已。尽管人类有限的理性认知根本或永远无法判定人类究竟是被造还是非被造，但人类在面对宇宙和人类自身漫长的认知过程中，不可能不会觉察到一些迹象对其中的某种可能有着明显的倾向性支撑。
比如，人类迄今为止的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还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能够证实人类是被造的，但一些迹象却强烈地倾向于人类被造的可能性。人类自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地球的整个生命系统中，人类和同门所有的脊椎动物以及整个动物界相比，具有独一无二的生物属性及其本质。人类和地球所有生命迥然不同的生物属性和本质属性表现为：一，直立行走，双手的技巧高度发达，可以制作复杂的工具和从事复杂的劳动；二，拥有理性思维，获得了自我意识、语言交流、文化创造、自主发展和对大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社会卓越的认知能力；三，动植物界生命体的生存方式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和互为食物链，而人类的生存方式是结成社会协作劳动。据此人们完全可以猜想，人类这一独一无二的本质属性，尤其是其中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显然具有被外部力量赋予的极大的可能性，因为地球上即使一些接近于智慧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恐怕在同样的地球环境中自然进化一亿年，也未必进化出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而人类进一步发现，当现代自然科学深入到大自然的微观世界，发现了这个世界内部的构造和运行竟然如此精巧绝伦，鬼斧神工，严丝合缝，毫厘不爽，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匠心打造的。而人类是通过掌握日积月累的大量的科学知识、进行了缜密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才获取了大自然中这些极其有限的奥秘。这勾起了人类对这些奥秘的创造者的无穷联想。其中的要点是，一，这个创造者拥有创造这些奥秘的全部知识；二，这些知识和人类一样，是通过理性思维获得的；三，这个创造者拥有将他的全部知识创造出宇宙万物包括地球人类的超凡能力。也就是说，如果真有一个宇宙和人类的缔造者，他一定是一位拥有全部宇宙知识的理性思维者，他正是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构造出整个宇宙包括人类，同时主宰整个宇宙运行及人类命运的恰恰就是这种宇宙理性，这位创世者把他用于缔造万物的理性思维，分了一小勺给他缔造出来的人类。一个简单的例子似乎可以佐证：蜂巢的正六棱柱型结构包含了极为丰富和缜密的数学几何知识和建筑学原理，但蜜蜂绝不可能在知晓所有这些知识和原理之后再去构筑蜂巢，如果这样它们就不会千篇一律世世代代地复制同样的蜂巢，而会像人类一样利用这些知识和原理建造千姿百态不同造型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了。如此，或许只有一个答案：一位通晓蜂巢建造全部原理和知识的造物主造出了蜜蜂，但他并没有将他的理性思维和蜂巢的所有原理知识赋予蜜蜂，只是将构筑蜂巢的所有程序和动作进行设计并嵌进蜜蜂的生物本能之中。相比蜜蜂，这位造物主却格外青睐人类，他把自己的一部分理性思维赋予了人类，从而人类同样能够部分地破解蜂巢的原理和奥秘。
综上所述，作为“元启蒙”的第一个命题：“人是谁？为谁所造？”目前的答案只能是：在人类的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人类是被造的，或者人类是非被造的，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创造宇宙和人类的创世主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至于如果创世主存在，他是谁？用什么方式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这个问题就更没有办法回答了。只是在创世主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上，有若干迹象和一些合理的猜想会倾向于某种可能性。
但是，人类在地球生命系统中独一无二的生物属性和本质属性却是不容置辩的事实存在，即人类的直立行走造成的手的技能、理性思维铸就的自我意识和认知能力、协作劳动形成的生存方式。而无论创世主存在还是不存在，都不影响人类这种生物属性和本质属性的客观存在。如果说对人性解放和人人生而平等的追求是现代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那么这两面旗帜所张扬的人类终极社会正义的源头，只能出自于人类的这种生物属性和本质属性。
三，理性和信仰
人类的理性从何而来？这是“元启蒙”的第二个核心命题。在《启蒙》的系列文章中，人的理性和宗教信仰始终处于某种对立的位置，尽管作者反复说明信仰和理性并无冲突，但两者在“位格”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信仰推出“超越性主权”、“超越性秩序”，绝对真理，终极意义，而理性是有限的，只能是信仰的“回应者、见证者、跟随者”。一旦理性超越其有限边际进行膨胀和扩张，自我神化，越俎代庖地占据“超越性主权”、“超越性秩序”、“终极意义”的位置，启蒙运动的“自毁机制”就启动了。请看：”启蒙并不天然通向自由。它既可能孕育宪政、法治与个人尊严，也可能通向暴政、极权与血腥灾难。20 世纪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理性一旦失去边界，启蒙本身也可能变成新的神话。””没有元启蒙的启蒙，理性极易自我神化；权力失去超越性约束；启蒙不再是‘解放人’，而开始尝试‘重塑人’。启蒙一旦跳过元启蒙，后果往往不是‘不完全的自由’，而是新的神话、新的血火，新的奴役。”
我认为，将信仰和理性的位置进行这样的设定，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第一，作者对人类理性概念的理解，是偏面、错误的，《启蒙》一文中所有的理性概念，指称的仅仅是人类理性的核心功能——认知理性。即以追寻对象的本真、真相为目的的认知功能。而人类的理性则包罗万象地主导着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理性的全部内涵和全部外延，不知要比它的核心内涵大多少倍，“杂多”、丰富、深刻多少倍。理性就是思维、思考，没有理性的主导和加持，人类各个领域的生活不可能如此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波澜壮阔、丰富无比。宗教信仰也是诞生于人类理性的母腹之中，试想。如果没有理性的思考，宗教信仰能编出如此神奇完美的宗教故事，如此丰富深刻的生活哲理，如此严谨缜密的价值体系吗？
第二，迄今为止人类出现的所有宗教，尤其是经典的主流一神教，其在人类现实生活的精神彼岸向壁虚构出来的宗教故事，包括对宇宙被造之谜人类身世之谜和创世主的猜想，都是人类理性和想象力的产物，和宇宙、人类诞生的真相包括可能真实存在的创世主的真相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从宗教故事和宗教教义推演出来的所有所谓的超越性主权、超越性秩序、终极真理、终极意义，对于人类的世俗世界和真实的历史发展都不可能为真，同样是“有限理性的自我神化、自我越位”；
第三，如果将人类理性中的核心功能统称为“认知理性”，那么可以将主导人类所有信仰领域的理性统称为“信仰理性”。信仰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独特的高地和心灵空间，它有三个层次的信仰，即：在人类现实生活的彼岸的“超验精神世界”中追寻终极秩序终极意义的叫宗教信仰；在人类现实生活此岸的各种信仰叫偶像崇拜；在人类道德领域中的信仰现象叫道德信仰。这三个层次的信仰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崇尚决定论和独断论，追寻终极主权、终极秩序、终极理想，终极真理，终极意义。比如宗教信仰中的神、创世主主宰宇宙和人类的一切；偶像崇拜中的各种偶像，无论是如同大救星的政治人物，还是如同天堂般终极社会理想的乌托邦，包括认为科学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科学信仰，追求的都是具有终极意义的一个绝对的存在。至于道德信仰，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信仰者连做梦都在幻想着整个人类在明天就全体进入至善至美、人人皆尧舜的道德化境。相比之下，恰恰是人类有限的认知理性，才最少可能被各种决定论、独断论困死，它不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而且在追寻事物真相的过程中一旦出现“终极真理”、“终极秩序”、“终极意义”的结论甚至实践，就很快被质疑、纠错甚至推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康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无不如此。
当然，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现实存在，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正面的作用和负面的作用彼此交织，错综复杂，应该对宗教的性质和本质进行客观的定位。
我个人认为，宗教是人类超越现实世界在精神的彼岸追求终极心灵关怀和精神慰藉的家园和港湾。宗教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世界最高层次的核心需求，即对强者的依赖。现实生活中的强者，自然崇拜中的图腾，以及虚拟世界中诸多分工的多神，都可以满足人类对强者依赖的心灵需求，但强者中的最强者，则是那一位能够将整个宇宙和人类创造出来的全知全晓、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创世者。而这位亲手将人类缔造出来的最强者，才能使人类将其当成圣母一般仰望、感激、热爱、膜拜。只有这位最强者，才值得人类全身心地依赖，才能从他身上获得终极的心灵关怀和精神寄托。由于理性思维和非凡想象力的加持，人类的心灵世界经过千难万险的生存磨难的反复折腾，其诉求空间和复杂程度不知要比他们面对的现实世界博大、丰富、诡异、变幻多少倍，而经典的一神宗教几乎可以承载应对人类所有心灵诉求、并给予其终极关怀和慰藉的重任。因此，经典的一神宗教能够达到人类精神信仰的最高层次。
经典的一神宗教所满足的人类庞大的心灵需求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和层次：
一，化解人们面对生存困境和个人际遇的各类普遍的心灵痛苦。比如对死亡的恐惧；对人生价值的迷茫；对各种欲望既满足又不能满足的心理纠结；个人在两性关系处理中产生的烦恼和性苦闷；做错事或犯罪产生的罪感和内疚；对未知世界包括个人前途的好奇、担忧和恐惧；在各种利益冲突中因仇恨、怨愤、嫉忌、猜疑、隔膜、冷漠、防范等情绪因素产生的心灵痛苦等等。总之，这一个人层面的心灵痛苦，极为隐秘、深刻、变幻莫测和冥顽不化，并极容易走向困惑、徬徨、幻灭、疯狂、绝望的情绪极化，几乎所有来自现实生活或物理世界的排解方式都无法化解这些痛源，似乎只有一位最强者、至高无上的“主”在与其崇拜者之间的极为虔诚的互动中才能镇住痛源，消解痛苦，给予终极关怀，化躁动为安宁。
二，道德戒律。制定各类道德戒律，抑制人类各种出轨的欲望和野心，劝善止恶，惩恶扬善，因果轮回，在彼岸的超验世界建立一套完整且严密的道德体系，憧憬一个至善至美至纯的终极道德境界，是经典主流宗教在更高层次上的一个核心旨归。而广大信众在宗教道德规范下的道德理念和在其信仰加持下可坚守终身的道德行为，对人类现实生活所展现的道德培树、道德教化、道德影响的巨大作用难以估量；
三，历史记叙。包括一个民族或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叙。是指一群最先得到创世主关照的人群或民族在先知的指引下从苦难走向自由的历史，实质上象征着一部整个人类被创世主救赎的历史，其中充满了神迹、圣喻以及先知们的启示；
四，昭示了人类赎罪过程中的艰苦磨难，诸多劫数、因果报应直到最后的清算——末日审判。而在彻底清算了人类的罪恶、该上天堂的上天堂、该下地狱的下地狱之后，便迎来了创世主回到人间共创乐园共享幸福的新天新地。这一层次最重要，不仅彰显了创世主的“超越性主权”，光大了创世主的荣耀，更关键的是架构了典型主流宗教的整个价值体系和核心理念，同时为人类规定了“超越性的终极秩序”和最终的宿命；
五，最后一个最高的层次，就是整个宗教的故事蓝本——关于创世主自身的故事。比如，他如何创造了宇宙，又如何创造了人类，他如何向人类下达指令、人类又如何犯错种下了原罪因而走上了漫长痛苦的赎罪之路等等。这些就不赘述了。
总之，即便宗教故事文本融合并折射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域那个民族人们各个精神生活领域的所有智慧、认知、文化基因和成就，整合并光大了当时人类世俗社会的所有普世规则和人伦道德规范，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形成了人类世俗生活中整个意识形态垄断，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反向作用和正向作用之间构成了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矛盾纠结的态势，但在宗教信仰的那个所谓超验世界中，以一个向壁虚构的创世主为起点和终点构建的所谓超越性主权、所谓超越性终极秩序、所谓超越性权威、所谓人类的救赎历史及其最终宿命，都不可能成为人类世俗世界和文明历史演进的主宰、罗盘、规则、终极依据，一句话，人类不可能按照一个在想象中无中生有的宗教故事蓝本复制自己的历史。
因此，关于信仰和理性的关系，还是耶稣本人说得好：“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四，权力为何必须受限？
权力主要指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人类全部政治生活环绕的轴心，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学的核心命题。现代启蒙运动在政治实践上的直接目标就是政治制度的变革，由专制、独裁、威权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皿煮制度的变革或过渡。而人类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一切利益博弈和观念冲突，都属于人类世俗社会的事，是在人类现实历史发展中的此岸中进行的。因此，政治权力为何必须受限，通过什么方式和具体路径限制，完全是在人类认知理性范围以内的认识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完成的，根本不需要仰仗宗教信仰中的那些所谓的超越性主权、超越性秩序、终极意义等等“绝对真理”指引方向，拨乱反正。
也就是说，只有弄清人类世俗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的性质、本质和作用，才能回答权力为何必须受到限制，这是认知理性的责任和任务，而不是宗教信仰的责任和任务。至于权力如何被限制，则是人类通过漫长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在不断纠错中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而绝不可能是宗教信仰中的那个所谓终极主权、终极秩序、终极意义引领的结果。
《大宪章》
我个人认为，政治权力的本质特征，有如下几点：
一，政治权力的性质，是从事人类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公器，尤其当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国家之后，政治权力就是国家公器；
二，政治权力的载体——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是将人类社会各个生活领域组织起来的轴心和枢纽，是一个文明实体的生命得以维系和持续的心脏、中枢神经和骨胳；
三，政治权力的本质，就是它的强制性，甚至用暴力手段维系的强制性，以及广大被管理者的被强制的服从性。因此，政治权力从其本质上就天然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强制性和被管理者的被动服从，掌权的统治集团可以利用权力最大限度地谋取自己的私利。如此，当政治权力被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永久性地高度垄断时，政治权力的正面功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就会沦为次要地位，而它的负面功能就会升为主要地位。就是说，举凡政治权力被少数人长久性地高度垄断的地方，政治权力不可避免地由国家公器转变为谋私的杀器，政治权力的寻租和滥用成为人类一切压迫、奴役、榨取、掠夺、战争、屠戮的总根源；
四，当政治权力的垄断过程得不到任何有效的阻止和限制时，人们只能用暴力去争夺权力，而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又必须用暴力和垄断来维系和行使。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垄断政治权力所获得的巨大利益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所形成的巨大诱惑，导致权力斗争成为人类所有利益纷争飓风的风眼。这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大半时间中，几乎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无可逃避地成为专制制度的根本原因。当然，在这些国家中权力集中垄断的程度是不同的；
五，将人类从专制制度罪恶统治产生的祸害和灾难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最有效、能够产生釜底抽薪作用的办法，就是由广大被统治被管理的社会群体选择统治集团，通过普选产生，实行任期制，广大选民和民意机构对执政集团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批评和罢免；
六，实行普选制的根本前提，就是广大被统治被管理社会群体拥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政治权利，而拥有这两项权利的根本前提，就是恢复先前被专制制度剥夺的所有起码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这些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受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所有这些权利和自由加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代人类统称其为现代人权。
可见，如果启蒙运动的核心任务是在政治上以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那么，形成对权力的根本制约就是广大被统治被管理的社会群体对执政的统治集团拥有选择（通过普选）、监督、批评直至罢免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而启蒙运动的源头，就是人们这些被统称为现代人权的权利意识的觉醒。
五，“终极秩序”来自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本质属性中
《启蒙》作者反复强调启蒙运动的自毁来自于理性对“超越性主权”、“终极秩序”的僭越。但这个来自基督教元启蒙的所谓 “超越性主权”、“终极秩序”究竟是何方神圣？作者用一句话作了回答：“耶稣基督说出了那句彻底改变思想史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走向的话：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耶稣就是高于理性之上的”超越性主权“、”终极秩序“。然而，人们不免要问，作为”道路、真理、生命“的终极主权和秩序，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和具体天条？每当理性僭越他时，他躲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居然宽容到任由自我神化的理性鸠占鹊巢、胡作非为、祸害人类的地步？如果理性只有回应、见证、跟随耶稣这位最高主权、终极秩序的担纲大人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那么，能够代表人类理性对耶稣的回应者、见证者、跟随者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而这样一群人又是用什么具体理念和方式来限制理性的狂妄、拯救启蒙运动的自毁？似乎所有这些最应该详细论述的关键问题，都被《启蒙》蜻蜓点水，一带而过。
显然，能够代表理性回应、见证、跟随耶稣的人，只能是耶稣的信徒，即基督教徒。但那些不信仰耶稣的其他宗教的信徒，无神论者凭什么要做耶稣的回应者、见证者、跟随者？而上帝和耶稣要拯救人类，除了依靠自己的信徒去奔走呼号，力挽狂澜，尤其是阻止理性的僭越和狂妄，还能依靠谁呢？如此推理，基督教徒们，至少是其中的精英或先知，不仅能够代表耶稣的最高主权和终极秩序挽救启蒙的自毁，而且能够带领人类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他们是现代民主制度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的提供者，是现代宪政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是人类先进政治制度的构建者、践行者、纠错者和推动者。但是，回顾数百年的近现代的宪政民主运动史，事情真是这样吗？上文说过，举凡信仰层面的理性，最容易自我神化，最容易走向决定论和独断论，最容易错将自己当成绝对真理、超越性主权，终极秩序的代表。而当耶稣说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并由他的信徒拿到世俗人间作为”最高主权、终极秩序“的旗帜时，是否已经滑进了决定论独断论的泥坑？事实正是如此，比如，为什么基督教内部的教派之争还要用野蛮的战争和屠杀来解决？当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典型的基督教国家意大利和德国崛起时，这两个国家人口过半的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到哪儿去了？这些离耶稣最近最亲的人群，这些能够回应、见证、跟随耶稣的人群，他们是如何阻止、限制希特勒、墨索里尼张狂、僭越、自我神化的理性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天主教徒、新教徒不去追随耶稣，改为追随墨索里尼、希特勒去了？
好吧，你可以说这些人是基督教徒中的人渣、败类、叛徒，但加尔文呢？这位难道不是宗教改革的旗手、新教精英中的先知吗？他在日内瓦创建的共和国，理应是现代现正皿煮制度的样板吧？AI一下，摘上两段：“关于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神权共和国’，其政治体制的性质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虽然它在形式上保留了共和制的框架，但在实际运作中展现出了极强的专制色彩。 双重身份的垄断： 加尔文身兼宗教与行政双重最高职务（日内瓦大主教兼大法官），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虽然他在法律上并非‘独裁者’，但在1555年之后，他实际上成为了‘无名有实的独裁君主’。否决权与主导权： 许多关键决策若得不到加尔文的支持就无法通过。他曾利用影响力驱逐政敌，甚至在1538年因权力斗争被驱逐后，又在1541年强势回归并彻底掌控了局势。生活军事化： 市民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下。从赌博、酗酒、跳舞、唱歌到穿着打扮，都有严格规定。违反者将面临罚款、监禁甚至驱逐出境。这种对个人生活的极端管控，是专制主义的典型特征。残酷的异端审判： 加尔文不容忍任何与其神学观点相左的声音。最著名的案例是西班牙医生塞维塔斯（Michael Servetus），因质疑‘三位一体’被加尔文下令处以火刑。恐怖的数据： 在加尔文执政期间，日内瓦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据统计，在短短几年内，就有数十人被处死，上百人被驱逐。这种通过恐惧来维持统治的手段，无疑是专制暴政的表现。”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现代启蒙运动追寻的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政治目标，即由现代现正皿煮制度取代人类一切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制度。这个目标的本质特征，是在人类政治专制恶瘤的反面包容人类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所有可以通约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它拒绝一切带有决定论、独断论性质的观念和政治实践融进自己的核心理念之中。基督教及其教义就是这种带有决定论和独断论性质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实践。基督教即便给现代宪政民主运动的理论构建贡献了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它绝不可能担纲这个世俗的政治运动的整个核心理念、价值乃至政治实践。相反，基督教信仰中的那些不可逾越不可亵渎的天条般的理念、规则和戒律，和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理念有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二，现代现正皿煮运动的终极源头，只能从人类生物的和社会的本质属性中去找，即从人类的生存方式中去找。而人类生存方式和地球所有其他动植物生命的生存方式的本质区别，就是人类依靠协作劳动生存，后者则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互为食物链为各自的生存方式。既然人类是以组成社会协作劳动为其生存方式，那么现代宪政民主运动追求的所有平等和自由，都是从这种生存方式的本质中衍生出来的。既然是协作劳动，那么在这一劳动链条中所有的参与者和协作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一律平等的关系；在这种平等的协作关系中，没有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可以剥夺任何无辜者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由于每一位劳动者之间是平等的协作关系，所以任何单个劳动者都应该获得自己的劳动所得，并且每一个人的劳动所得即私有财产，不得被任何其他个人和社会组织强行剥夺；既然人类的协作劳动必须在一个统一的社会组织实体中才能进行，那么这个社会组织实体的所有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就必然产生若干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专门机构从事这种管理和服务，并制定、执行协调人们各种关系和利益的规则和法律。而这个专门的管理机构用以管理、服务、规范的工具是一种作为社会公器的政治权力。鉴于政治权力具有管理、服务和谋私、滥用的双重性质，因而执掌政治权力的管理集团必须由全体劳动者选举产生，而且每一位劳动者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防止统治集团利用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剥夺被管理者的基本权利、自由和财产；鉴于协作劳动关系中单个成员之间的差异性，每一个劳动者所平等享受的权利、自由，必须可以通约，即每一位个体成员都可平等享受，却不彼此冲突。比如，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不得侵犯，这就是一项每一位劳动者都可以平等享受却不彼此冲突的基本权利。但如果所有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一律平等，就是一种不可通约的平等，如果强制执行就会适得其反，制造了更大的不平等。
三，由于人类脱胎于动物界，因而潜藏在人类协作劳动生存方式中的那些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是通过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一步一步显现出来的，它们显现的时间段，取决于人类协作劳动方式的演进程度和协作劳动组织的成熟程度。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宣告人类进入全面交换经济、人类的协作劳动关系因此以同一种性质、同一种方式实现全球扩张的时代时，人类个体平等的权利意识，才开始逐步显现并神速扩展。
四，人类全面协作时代中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发轫于英国贵族针对国王强制性征税权压迫的觉醒。英国贵族首先提出必须拥有参与国王征税权的平等的政治权利。这项政治权利，直接指向协作劳动关系中应人人平等享受的私有财产保障权利。之后，权利觉醒和权利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从英国贵族率先发起的私人财产保障权利迅速扩展到作为单个劳动个体其他所有可以通约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也从英国贵族开始迅速扩展到其他阶层、阶级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域。
五，由英国贵族发起的这场极其伟大、遍及全球的权利运动，其本质是一场由被统治者向统治者发起的争取自己政治权利的政治运动，而所有这些政治权利都是可通约的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即在人类平等的劳动协作关系中每一个劳动者应该平等享受的权利和自由。因而由这场事关全人类命运的政治运动中派生出来的整个理论体系、价值体系和核心理念，绝不是某种宗教信仰的附属物，而是作为诠释、指导、推进这场权利运动的思想成果、理论旗帜、宗旨原则、行动纲领和政治目标。尽管它有时也借用宗教的名义、神的名义，但它最终回归的初始源头却是人类的本质和生存方式。
六，现代现正皿煮运动的政治目标是实现现代人权，即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作为人的起码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由于所有这些自由、平等和尊严都是可以通约的，因此实现了的现正皿煮制度既不是所谓终极秩序，也不是人类终极的社会理想，更不是所谓的乌托邦，它是人类现代文明进程中一种可以实现并可持续的历史政治形态和发展阶段。这种制度不仅不可能解决人类因差异产生的所有不平等及其利益冲突，而且它本身也有个不断纠错不断完善的过程，它通常会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犯错，一个是追求不可通约的自由和平等走向极左，另一个是因执政者的权力扩张滥用导致突破人权、现正底线走向极右，这两个方向上的错误都可能导致宪政民主被颠覆、专制独裁卷土重来。因此，如果现代现正皿煮运动走向自毁，其根本原因绝不是人类理性对一种所谓的终极主权、终极秩序的“僭越”，而是运动中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立场观点、价值理念错将自己当成终极主权、终极秩序、绝对真理，这些被绝对化、终极化的力量、立场、理念只要进入政治实践，都难以避免地给现代宪政民主运动带来破坏和自毁，给人类带来灾难和倒退；
七，以宪政取代专制、以民主取代独裁，这当然是进入现代文明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但人类历史的洪流中绝不可能只是这一条单一主线，而是由众多条主线和副线或齐头并进，或呈放射状纠缠缠不清，相互掣肘，这些多条主线和副线的产生及演化，是由人类社会中极为广泛、杂多和交织的差异性决定的，包括个体成员之间的差异，阶级、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民族、国家、种族之间的差异，文化、宗教、传统、习俗之间的差异等等。而所有这些差异产生的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形成的巨大张力，不仅随时可能改变人类现代文明主线前行的方向，而且有多种可能导致人类在历史的岔路口拐向一条不归路。也就是说，即使现代启蒙运动和现政运动已经锁定了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要方向，历史也极有可能因人类本身差异产生的变数走向不同的岔路，因而人类的最终结局也有多种可能，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不可预测。一句话，人类不可能只有一种所谓的终极秩序和终极结局，现代文明之路上处处有陷阱和岔路口，跌入陷阱或误入岔路从而走向歧途甚至走向人类的最后毁灭，都是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如下：现代启蒙运动如果真有一个作为初始源头的元启蒙的话，那么这个元启蒙的三个核心命题的合理解读，绝不是来自于任何宗教性质的所谓超越性主权、终极秩序、绝对真理，而是来自基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本质属性生成的七个字：权利意识的觉醒。
至于启蒙后各国各地现政运动进程的难易长短，取决于如下几个主要因素：其一，各国专制时代历史的长短；其二，各国专制时代君主权力的集中程度、专制性质的严重程度；其三，各国专制时代是否有和君主在法律上的分权状况，分权的程度；其四，各国专制时代各方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纯暴为行为，还是各有妥协和让步并以相对温和的和平方式为主。以上几个因素决定了关系现代现正运动成败的两个关键选择，即志在国家政权的各方政治力量是否愿意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并听命于广大选民的定夺？还是他们各自为了垄断全部国家权力而拒绝所有妥协让步，不惜刀枪相向，暴力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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